磁州窑：丝路典雅使者揭秘

人们常常把丝绸、茶业、陶瓷喻为“丝路”上我国对外交往的三位“典雅使者”。丝绸的华丽、茶业的清香、陶瓷的精美，为世界带来了莫大的惊喜。与丝绸相比，陶瓷虽然是一位姗姗来迟的“使者”，但它一经出现，便华丽亮身，在中外交流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邯郸学者申有顺等曾对此进行研究。

磁州窑的海外贸易

邯郸是磁州窑的故乡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间瓷窑体系，因其中心窑场在我市古磁州境内的观台、彭城一带而得名。磁州窑历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。到宋、元、明、清有了大规模的发展，进入了鼎盛时期，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陶瓷神话。而其独具特色的白地釉下黑彩、黑剔花等技术工艺，以及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绘画、书法和制瓷工艺结合起来，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的新境界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，成为我国古代“丝路”上的主要输出商品。

宋朝建立后，开始从海路进行对外贸易。宋哲宗时期（1086年至1098年）在山东胶州湾北岸密州板桥镇（在今山东胶州市内）建有港口，京东河北路、河东路都在此港口与高丽、琉球有互市贸易，极为活跃。北宋朝廷在此设有“市帕司”进行专门管理，是全国沿海五大口岸之一。据朝鲜金库基《丽宋贸易小考》中统计，百余年间高丽国遣宋使团就有57次，來口岸的商贾、水手等不下10万人。根据在此地出土的古瓷器碎片表明，北宋时期磁州窑的瓷器应从这里装船，然后从海上“丝路”到达高丽、琉球等国。当时日本九州的福冈县是一个重要港口，中国的使者、商人多在此地活动。在该地地铁施工中，曾发现了10多万件陶瓷碎片，多为宋、元时期磁州窑的瓷器。

另外在广岛福山市草户千轩遗址、大津南滋贺町遗址、欠留米市御町二本木遗址、福井市一乘谷朝仓氏遗址等地，也都出土了磁州窑化妆白瓷及瓷片。而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一艘沉船上有6457件磁州窑系产品。据考证，这是一艘从中国开往朝鲜、日本的货船。它在朝鲜作了短暂停留后，由于某种意外事故而沉入海底。

到元朝，元成宗大德四年（1300年）暹罗国（今泰国）国王堪摩亨（敢木丁）到大都（今北京）谒见元朝皇帝，朝贡了金条、象牙、犀牛角、琥珀等礼物。为了发展本国陶瓷生产，回国时他向元朝皇帝提出了招聘中国陶工的要求。经皇帝批准招聘了一批磁州窑工匠，在泰国创办了著名的宋加洛制陶业，生产岀一种被称为“宋胡录”的泰国瓷器，使磁州窑的工艺在泰国广为传播。

明朝，磁州窑进入到鼎盛时期，彭城窑场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制瓷中心。“居民善陶罐罌之属”，有“彭城陶业甲天下”之美誉，官府也在此建有官窑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“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座等，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，再运入津，纳入光录寺。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进贡皇家瓶坛万千九百三十个”。故民间有“南有景德，北有彭城”之称誉。当时的大运河为磁州窑的产品远岀渤海、东海，沿着海上“丝路”大规模的输出到国外提供了便利通道，它如同当今“一带一路”上的跨境高铁一样，沟通了邯郸与世界的联系。

根据近几十年沉船和打捞岀的瓷器考证，这条运道从我市磁州窑的集中产地彭城镇出发，沿着滏阳河向东进入御河（即卫河、大运河永济渠），到山东临清后分为南、北两路，一路沿御河北上，经北运河（永济渠北段）、子牙河（古代黄河入海故渎），直达直沽港（今天津市），然后装船沿着渤海湾上的海上“丝路”到达高丽、琉球等国；一路沿京杭大运河南下，经杨州、临安（今杭州），通过江南运河到明州港（今宁波），然后装船，通过海上“丝路”运至东南亚、西亚、东非，甚至更远的国家。

近几年来，在磁县南开河故道，大名御河故道，巨鹿、献县大运河古河道，沧州、黄骅东光码头和辽宁绥中渤海湾三道崗海域（该海域是通往朝鲜与日本的天然航道，也是元代中国海上“丝路”的重要航道），以及扬州古运河、宁波古明州港等地发现的沉船，上面就载有大量的磁州窑产品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些沉船大都是元代的。当年大批的专用船队，首尾相贯，源源不断的将磁州窑瓷器通过运河，经海上“丝路”远销国外，足以证明了磁州窑的兴盛与繁荣。

从国外来看，据专家统计，明清之际每年通过海上“丝路”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中国瓷器就有15万件之多。同时，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、西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也发现了汉代陶瓷；在东爪哇、西里伯斯、北摩鹿、苏拉威西岛、萨垃瓦克等地也出土了磁州窑的黑花瓷片。其中两件还施有翠蓝釉，极为珍贵。在马来西亚，沙捞越三角洲是一处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。在这里的窟墓中，也发现了大量的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陶瓷。其中就有宋代磁州窑风格的刻花陶瓷、黑釉瓷。

在东非印度洋沿岸的坦桑尼亚基尔瓦岛、肯尼亚曼巴萨北部哥迪大清真寺出土文物中，也有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磁州窑产品，其中一件元白地赭花瓷片与元大都岀土的白釉赭花罐纹饰、絵法和釉色极为相似。当陶瓷传入欧洲时，中国陶瓷己进入了青花瓷时期。据统计从1602年至1657年间，通过“丝路”运往欧洲的陶瓷大约有300万件。在欧洲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内都有磁州窑珍品。

清代的磁州窑仍保持了较大的生产规模。据《增修磁县县志》记载，在“彭城镇“窑场麋集，瓷店森列，所占面积纵横二十余方里。四邻则矿井相望，废物堆积如山，市中则烟云敞空，沙尘飞扬扑面。而运送废料、瓷器、煤炭以及客商装货、人畜车辆此往彼來，犹有肩毂相摩，街填卷溢之概”，故有“千里彭城，日进斗金”之说。

磁州窑对外文化影响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磁州窑瓷器的运销国外，磁州窑制作技艺也随着磁州窑的产品广为传播。

高丽凭借地利之便，是仿制磁州窑技艺最早的国家。他们将磁州窑的黑釉刻花、堆线、铁锈花等技艺与本民族的风格融为一体，创造出一种被称作“绘高丽”的黑花制品，畅销全国。在歺具上也形成了夏季用陶瓷、冬季用铜器的习惯。

磁州窑的工艺传入日本后，它那粗犷豪放的风格与日本民族强悍、勇猛的气质相结合，很快融入到陶瓷制作中，创造岀“绘唐津”、“绘志野”产品，与磁州窑画工们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该国中部的濑户窑，是中世纪日本六大古窑之一。1223年，该窑的加藤四郎等人随同道元禅师到中国学习制瓷工艺，六年后学成归国。他们吸收了磁州窑的技艺，创造了釉下铁锈描绘的“绘志野”制品，被称作为日本的“磁州窑”。

公元七世纪，阿拉伯人将磁州窑的瓷器传到了中东，埃及人开始仿照中国瓷器，在该国出土的瓷器中，就有残缺的磁州窑瓷枕的梳篦纹瓷片和两万多片中国陶瓷仿制品。在伊斯兰陶瓷主要产地伊朗，流行的釉上描绘的装饰纹样，以及釉下剔刻、釉上彩绘等技法与中国宋代陶瓷技法几乎相同。其白釉陶器在胚胎上罩上一层无色或綠色、青色透明釉与磁州窑的白瓷极为相似。

十五世纪，中国制陶技艺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。1470年意大利威尼斯炼金术士安东尼奥学会中国制瓷方法，不久又从意大利传到了荷兰，1790年德国人才掌握了制瓷技术，并在欧洲得到了发展。他们首先仿制的白瓷，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磁州窑的影响。